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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张国荣逝世18周年。然而，今天我们不再讲张国荣，而是想聊聊他“留下的遗族”。
张国荣粉丝问：假如，能够回到张国荣逝世前，你已经知道他的结局，你会怎么做？
幻想过这个问题最多的人，恐怕就是陈淑芬——那个接到张国荣最后一通电话“淑芬，你来接我一下”的女人。
多年之后，鲁豫采访她时，曾问她“如果可以回到过去，你最想回到什么时期？”
陈淑芬在一瞬间眼就湿润了：“我肯定想回到2003年4月1日”——张国荣离开的日子。
张国荣不止一次，公开地说：“我的背后，有一个对我事业有很大帮助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陈淑芬。”
1977年，张国荣就在一场亚洲歌唱大赛当中获奖出道。
然而，出道后发布的第一张唱片，市场反响惨淡。没有发布多久，唱片店就不得不“一元大甩卖”。
1979年，张国荣再次一搏，发布粤语专辑《情人箭》。这张专辑张国荣投入很多心思，主打曲《油脂热潮》唱腔独特，曲调用了Neil Sedaka的《One Way Ticket》。
然而，这次尝试再次以“无人问津”落幕。出道两年。两张唱片销量不过数千张。
1981年，张国荣和宝丽多公司的合约到期，因为始终红不起来，公司也没有挽留续约。
这个时候，张国荣遇到了对他事业至关重要的人，陈淑芬。
陈淑芬早在看亚洲歌唱大赛的时候，就注意到了张国荣：
“别人站着唱，他在舞台上连唱带跳的，唱英文歌《红鞋子》参赛时就这样，很活跃。”“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形象被人认为是异类，很多人不看好他，我却觉得他的声线很特别，很有潜质。”
而此刻，她刚刚成立华星公司的唱片部门，需要发掘新人，于是签下了张国荣。
陈淑芬把张国荣的才华发挥到极致。
在签约后，陈淑芬找来了众多一流人才帮助张国荣——本地乐坛首位形象设计师刘培基、香港最著名设计师之一陈幼坚、金牌音乐人黎小田……
有这些人的加持，张国荣找到了最具有自己特色的常发，形象和魅力逼近国内最高水平。短短时间内，张国荣成长为能迅速让人痴狂的本钱。
和陈淑芬签约一年后，张国荣再次推出专辑《风继续吹》，在一夜之间爆红。
虽然这首歌，让张国荣一举走红，再不是无人问津的小咖。但是，陈淑芬觉得张国荣的潜质远不止如此。
专辑发布没多久，陈淑芬听到日本歌手演唱的《Monica》，立刻意识到这首歌非常适合张国荣。当时，国内从没有引进过海外音乐版权，为了帮张国荣拿下《Monica》的翻唱版权，陈淑芬在香港和日本之间奔波数次，才终于谈下版权。
在不到一年的时间，陈淑芬趁热打铁，推出张国荣的又一张专辑《Monica》。而这张专辑，刚一推出就入选十大中文金曲，售出40多万张，把张国荣推上了香港举行的地位。
而陈淑芬不满足于国内市场，主动为张国荣接下韩国的广告和嘉宾节目，让张国荣甚至成为了韩国的一代经典。
张国荣提起陈淑芬时，曾经说：“我们始终相互信任。”、“我的经纪人从来只有一个，就是陈淑芬。”
张国荣是多栖巨星，而陈淑芬则绝对是经纪人奇才。
她发掘出来的新人，无一不成为耳熟能详的巨星：张国荣、梅艳芳、张学友……也曾操手邓丽君、迈克杰克逊等多位国际巨星的香港巡演。
然而，正是这样的一个经纪人天才，在张国荣逝世后，再也没有做过其他人的经纪人。
现代心理学家施奈德尔（Shneidman）提出了“自杀者遗族（Survivors of Suicide）”这个概念。
每个自杀者的死亡，影响到的不只是自己。有研究表明，平均每个自杀案例会影响到135人，其中，60人会受到直接或间接情绪冲击，而至少6人会受到情绪重创。
毫无疑问，与张国荣始终亲密无间的陈淑芬，正是受到情绪重创的自杀者遗族之一。
自杀者遗族感受到的丧亲之痛，远超于常人，ta们被铺天盖地的自责感笼罩。
陈淑芬是张国荣死亡的目击者，也是最后一个通话者。
在多年之后，陈淑芬才对媒体描述了那天的场景：
“那天我们约好在中环吃饭，离得比较近了，就给他打了电话。问他在哪里，他说在中环，在喝茶，只有他自己。我还埋怨他，自己喝茶也不叫我。”“我提出要去找他，但是，他又说要去购物。我提出和他一起，他也同意了。就在我要放电话的时候，他说想趁这个机会看清一下香港。”
陈淑芬说，当时她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，告诉张国荣她马上过去。但是，她并没有想到，张国荣会选择一条极端的路。
她坐车赶往酒店，在前厅没有看到他，于是在咖啡厅等了将近40分钟，并没有更坚决地主动寻找张国荣。直到她接到了张国荣的最后一通电话“你5分钟之后，在酒店门口等我，在正门，然后我就会来了。”
但是5分钟之后，她迎来的，却是从24层楼一跃而下的张国荣。
许多粉丝都很感恩陈淑芬，在事发当时，陈淑芬忍住恐惧和震惊，迅速而冷静地处理，让保安拦住了媒体，没有让任何人拍到张国荣的遗体，保全了他最后的尊严。
然而，她冷静的背后，其实是千疮百孔的崩溃。
陈淑芬说：
“好难形容当时心情，那晚做完那些事情返回家中，我即刻崩溃，又哭又嚎，眼泪流尽！”
在张国荣离世之后，陈淑芬从来没有停止过自责。
她责备自己，听到“我想再次看清香港”的时候没有提高警觉；责备自己对“抑郁症”的了解不够深刻；责备自己推迟了张国荣去成都修养的计划……
强烈的自责感，这是自杀者遗族最具普遍性的特点；而不敢获得幸福，是ta们的另一个共性。
因为亲人离世，而接触并投身到自杀者遗族研究的吕芯秦说：
“我曾以11位自杀者遗族为研究对象，发现这11位全部在亲人自杀的6年内曾辍学、失业或离婚，在社会功能上有明显改变。”
有位网友说，经历过亲人自杀后的一个月，她因为一件事忽然笑了。但是，笑完之后，她就觉得很痛苦自责。
“为什么我家人离开了，我还能笑得出来？我这么没良心的吗？”
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，叫做“幸存者愧疚”，这也是自杀者遗族常会体验到的一种感受——“你曾经那么痛苦地活着，我怎么配一个人幸福？”
有另一位网友说，在听到挚友死讯后，她总是会做梦，梦见自己一次次下坠，摔得粉身碎骨。在平时工作生活当中，她也会忽然忍不住悲恸，躲起来悄悄哭。
“我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强烈的代入感。”
在幸存者愧疚的支配下，遗留下来的人，不敢“苟活”、不敢幸福，生怕自己的幸福就是对亲友的背叛。
自杀者遗族们，很容易受到影响，走上同样的道路。
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曾根据95~99年的死亡资料进行预估，每年我国27.8万人死亡，按照每位自杀者给6个人带来情绪重创，我国每年新增将近172万自杀者遗族。
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。
“Ta为什么会这样？”“都怪我，没有及时发现、没有给ta更多陪伴。”“我是不是做了不必要的事情，成了ta的最后一根稻草？”
自杀确实会有征兆，然而，却并不是“突如其来”，是一个长期挣扎的过程。我们能够发现一个人有了自杀情绪，但是，没有人能预测到崩溃的时间节点在哪里。
种种“自杀预兆”的科普，确实让大众更了解抑郁症，但是也在另一方面，给遗族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。但实际上，这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句咒语，能够100%阻拦一颗决意离去的灵魂。
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，很是触动：“阻止自杀，是一件正确又残忍的事。”
干预另一个生命，让ta尽可能留下创造更多幸福的可能性，这绝对是一件正确的事情。
然而，ta们的离去，也是在经历了种种挣扎和痛苦之后的决定。回归、面对现实，对ta们来说也是充满恐惧和艰辛。
对于自杀者遗族来说，只有理解“自杀”是离世者眼中迫不得已的选择，也是ta们心目中的解脱，才能最终祝福逝者，也祝福自己未来的人生。
